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7-12-13 浏览次数：74692
我的恩师童韵樵先生辞世已然二十六年矣！二十六年来，魂牵梦萦，每每念及先生的音容笑貌、学识德行，无不感概万千，潸然泪下！先生不幸，一生跌宕坎坷，饱经风雨。先生大幸，晚年欣逢改革盛世，得以广播德种，培育弟子无数，为后世留下杰作颇丰，于书坛功德无量！
初识先生是一九七五年。当时我在绵中读高中，由于家父伯仲建国前均为私塾先生，所以从小在家教中写毛笔字是一门重要的功课。及至高中，自认为在当时同辈中还算不错。一日，叔父钱中涌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任绵阳县文化馆长，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告诉我，绵中有一位书法、学问俱佳的老夫子，名叫童韵樵，人称活字典，问不倒。要我前去向他求教。其时我在绵中读书已逾三载，叔父所指莫不就是那个在校办工厂捡拾废铁的『童𨃅子』？（先生四十年代因车祸跛脚，当时还背负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全校师生几乎都这样直呼先生）。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备了两张大大的牛皮纸，心想请先生为我写些字以便临习。进得先生当时栖身的校办工厂旁一间低矮阴湿的小屋，约几十秒钟后方能看清屋内的陈设：一张小床，挂着蚊帐，蚊帐上用旧报纸补了好几处。一张老旧的桌子，桌上放着两个小盘，一盛墨汁，一盛土红。另有一副碗筷，一个热水瓶。桌旁，一个硕大的篾框里面装满写过字的旧报纸，床下有个十分破旧的小皮箱。这就是当时先生的居所和全部家当。我对先生说：我是钱中涌的侄儿，叔父要我来拜你为师学习写字。先生原本昏暗涩浊的双目竟忽然间有了些许光泽。兴许是想不到彼时彼境，竟有此等不合时宜的事而颇觉惊诧吧。简略问了几句并看了我交上的习作后，我将备好的牛皮纸奉上请先生写字。先生慈祥地告诉我最好用宣纸。至此我才知世上有宣纸一物，当时绵阳还无处可买，后来是托人到成都花了三角六分钱才买回两张四尺夹宣。再次到先生处时，先生脸上有了些许喜色。将宣纸小心放好，然后边讲写字的常识，边提笔为我示范，讲的是永字八法，写的是颜楷。观先生写字用的是别人阅后由先生收集的旧报纸，先用土红水写一遍，然后用墨再写一遍，先生说这样节约纸，每日依然。我翻看大篾框内先生写过的旧报纸，所写内容无一例外全是毛泽东诗词。写过楷书，先生书兴盎然，接着便恣意挥洒起他那绝妙的行草、狂草。时疾时徐、滞涩有度、遁劲雄浑、神完气足、气势磅礴、天马行空、真如入无人之境。至此我方知自己的无知与浅薄，从此隔三岔五便待放学人少时溜到先生处，不时获得先生的教诲。至今想来自觉受益一生。约莫一星期后，先生将两幅宣纸写好的字交给我时（一幅为毛泽东诗，一幅为柳宗元诗），特意告我将柳诗妥为保管，不要被别人看见。
一九七六年我高中毕业下乡，其间只是到绵中看过先生几次，直至八0年底从部队复员返绵，先生已落实政策离绵回蓉。由于我当时工作单位是绵阳市政协（现涪城区政协）。先生又是市政协委员，所以先生回绵期间常常在我家小住一段。朝夕相处，耳提面命，是先生让我逐步对书法的历史、历代的传承、各大家的风格、各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以及在书法史上的成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如果说之前于写字只是一种单纯的爱好，那么到这时就对于『书法』有了更加明晰的概念，对于『书法』的内涵，有了窥探的欲望。是先生一步一步把我引入书法这条路上的。时至今日，虽然我仍只是一个书法爱好者，但我自知已得大益，且不尽在尺牍笔划之内。
记得八三年因举办书法培训班，先生返绵，一天晚上我们师徒闲聊，话题不知怎么就聊到『孝』字上来。先生在家排长，他回忆四十年代中期在昆明，当时可谓春风得意。忽一日，接到父亲病重的家书，因俗务缠身，又关山阻隔，先生未能及时返蓉，即至回到成都时父子已阴阳相隔。忆至此，先生竟忘情恸哭，久久不能自己，反复念叨：『不孝啊，不孝啊，名利误人，名利误人！人生之大悲莫过于子欲养而亲不待。』
先生是著名高僧能海上师的俗家弟子，于人于己，讲究随缘自适，先生一生的际遇跌宕坎坷，虽少年得志（二十七岁领少将衔），但从五七年到文革结束前的近二十年间，度日颇为艰辛。因写字而得名，『文革』中竟有红卫兵将其右手无名指生生折断。然先生即使在用扫帚打扫操场时，也悉意在地上挥洒。『文革』前因顾及子女前程被迫与师母离异，七九年终于等到落实政策，恢复待遇，重见阳光，返回成都，原本合家重好近在咫尺时，不幸师母已至肺癌晚期，匆匆离世。然而先生生性平和达观。我与先生相处的时日不算太少，从未听过先生怨天尤人、愤世疾俗。几乎任何时候先生都是平和的。先生常说：『一箪食，一瓢饮，古人先贤尚能做到乐在其中，况乎我等？』
对于同好，友人，包括国外的朋友，先生总是有求必应，从不计较润革笔资。凡索字者，从来不会空手而归。《书法》杂志创刊后在第二期刊登了先生一幅条幅，不久，由《书法》杂志社转来读者林肇中先生（新加坡南洋大学教授）求字的书信。先生欣然命笔。林先生获赠后欣喜不已，后来还请潘受先生（新加坡中华书学会终身名誉会长，南洋大学创始人、著名学者）书就一幅自作诗回赠先生。林先生后来曾为邀请先生赴新加坡讲学并举办书展多方奔走，终因种种原因而未果。
对于风景名胜地来信来人索字求书，先生以为有助公益并能益及后世，故不但乐于作书，且认真创作。八三年湖北武汉黄鹤楼修葺一新，重新开放，致信先生索书，先生感于古楼新景益世功德，连续数日，潜心构思，欣然挥就一堂六尺对开八条的《黄鹤新楼歌》。后为黄鹤楼管理处作为永久藏品。八四年先生随老干部团游北京、湖北，先后应邀至中南海、隆中管理处，所作书法倍受喜爱。其他如李白纪念馆、朱德纪念馆、三苏祠等等亦然。八十年代初，峨嵋山面向全国征集匾对，如今，悬挂于峨嵋山报国寺、万年寺、清音阁等处的多幅对联均为先生精心创作并题写的，特别是伏虎寺巨匾还是先生用抹布作笔（因当时先生手边没有能写一米见方的大笔）一挥而就的杰作。
对于后生学子，先生切切做到了诲人不倦，且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几十年研习之心得与学生共享。先生于书，心得颇多而深，广见于题写给学生的作品中，并常常在教学中通过书写实践示范给我们。比如先生主张写字应心在笔前，笔居心后，不大赞成率性涂抹，信笔而为。这就要求初学者一定要练习基本功并循序渐进。当时参加书训班的学生较多，而每期几乎都有一两名家境贫寒而又渴望习书的农家子弟，先生常常嘱我免其学费。（书训班为期两个月，收费十元）如果课余学生带着习作前来请教，先生常常悉心指点。对于颇具悟性，有一定潜质的学生，先生更是格外费心，常出题目令其思考。先生常说：『夫子都说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不亦乐乎，吾当如斯。』见义而为，见困生怜，见才施教，先生就是这样平常自然地做到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各方面物资条件都还较差。记得先生在成绵路小学、市政协、涪城饭店、绵阳四中都举办过书训班。当时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自行车。上、下课，我常常用自行车推着先生往返，以至后来练习到我推着先生可以在大街上奔跑而先生坐在上面安之若素。稍后，我调入市公安局，有了一辆摩托车，先生坐上直呼『安逸』。再后来等到我有车开时先生已然离去。
衷心感谢绵阳市书画院，感谢绵阳博物馆。其实作为先生的弟子，为先生举办今天这样的遗作展是我们长久的夙愿，所以在征集先生作品时，我们师兄弟都做到了毫无保留，倾其所有。其目的就是尽可能全面地展示先生书法完整的风貌。至于先生在书法上的造诣与成就、书法的风格与特色、作品内在的美仑绝妙、集数十年研究实践而感悟出的真知灼见、书论心得，我想其实就是先生身后为我们留下的一个大课题。全面深刻地加以研究总结并使之发扬光大，惠及后人，于人于己于世我相信都是一件功德。
情悠悠，思悠悠，斯人已逝，长留我心。相信先生在天之灵，已化作文宿之星，仍能长久地给地上带来一缕艺术的光亮。
文/钱锋